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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博一家           ★★★ 【字体:  
【墨香溢苑】 蒂博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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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一家

[法国]杜伽尔

  罗杰·马丁·杜伽尔(1881~1958),法国小说家。他生于塞纳河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巴黎塞纳区法庭的诉讼代理人。杜伽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酷爱文学,特别爱读左拉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他曾考入巴黎大学文学系,但并未获得学位,亦曾研究过历史、建筑学和精神病学,虽都没能有所成就,但这些经历却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杜伽尔的代表作品有《成功》《让·巴洛瓦》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长篇巨著《蒂博一家》,该小说共分八卷,分别为《灰色笔记本》《教养院》《美好的季节》《诊断》《小妹妹》《父亲的死》《1914年夏天》和《结尾》。杜伽尔从1922年开始写作《蒂博一家》,直到1940年才全部完成,因为这部小说“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这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杜伽尔获得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蒂博一家》可以被看作作者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作品。该小说采用朴素自然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历史和生活,并用多角度的叙述方法来讲述故事,将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历史紧密勾连,通过人物的个人命运揭示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基本问题,因而小说显示了深厚的艺术魅力。作为20世纪的一部杰作,《蒂博一家》这部小说体现了史学家的公允,哲学家的冷静,心理学家的细致,以及艺术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蒂博父子正沿着校舍往前走。“唉!这回安托万可真是太不像话了!”蒂博先生对他正在攻读医学的儿子说。正当他为儿子安托万大伤脑筋的时候,安托万的弟弟,蒂博先生14岁的小儿子雅克竟然离家出走,各种挑战行为对一向崇尚威严的蒂博先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到了校门口,蒂博先生跺着脚让门房的人赶紧把比诺神父找来,不久,比诺神父轻手轻脚地走进会客室。此时的蒂博先生正大声嚷嚷着,要请警察四处寻找他那为非作歹的孩子,作为一位父亲,孩子们的不省心真是让他感到大伤脑筋。

  神父告诉蒂博先生,雅克受到一个思想危险的同学的影响,在学校里读邓南遮的《岩石上的童贞女》、卢梭的《忏悔录》、左拉的《穆雷神父的罪过》之类可疑的书,并同一个叫达尼埃尔的学生过从甚密,他们如恋人般狂热的书信往来引起了校方的重视。校方没收了这些书和信件,雅克竟以自杀相要挟,大闹堂堂学府,而后作为惩罚,他被关进一间小诵经室禁闭了一小时。禁闭结束之后,雅克就和达尼埃尔一起逃走了。“真是个无赖!”蒂博先生愤怒地喊出声来。他一想起那个逃走的儿子,就激动得两腿发软。“但愿这一回不要引起太大的风波!”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悄悄地挽起了儿子安托万的胳膊准备离开,这或许是他生平第一次挽起儿子的胳膊。

  第二天早晨,安托万遵父命去达尼埃尔家探听消息。达尼埃尔的母亲丰塔南夫人看上去虽说有四十来岁了,但丝毫不显老。安托万被这位风韵犹存的贵妇深深吸引,谈话间不禁抓住她纤细的手,紧紧握住,但终究没敢把自己的嘴唇凑上去。为儿子失踪的事,夫人已经度过了几个焦急不安的不眠之夜。她的女儿、达尼埃尔的妹妹珍妮显然替哥哥保守着一些秘密,但她也紧张得几乎晕了过去。安托万走后,丰塔南夫人打开《巴黎名人录》,才知道儿子的同伴雅克,他的父亲蒂博的显赫地位,这位蒂博先生不仅是省前议员,儿童道德教育联盟副主席,社会防罪事业协会创始人、主席,还是巴黎教区天主教慈善事业部司库。

  雅克和达尼埃尔这两个少年从巴黎逃到马赛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他们激动的心情已经开始平静下来,转而为自己接下来的处境发愁。他们二人谎称是兄弟俩,一路投宿车站小旅店,第二天清晨又像幽灵一样离开。就这样,他们逛遍了马赛后,决定搭船远行突尼斯。他们请求一个长得矮墩墩、胡子弯弯的船员准许他们搭船,然而老谋深算的船员很快识破了孩子们编造的谎言。正当他要同另一位船员一起把雅克与达尼埃尔抓住的时候,他们慌忙夺路而逃。不幸的是,逃跑的过程中两人失散了。

  午夜时分,疲惫不堪的雅克一头栽到发着湿木头味的箱子中间睡着了。达尼埃尔这时靠在一堵工厂的墙上闭上了眼睛,他被一个挺和善的女人带进一幢低矮的房子。女人很年轻,像大姐姐似的把他的脑袋贴在胸前,他一动也不敢动。透过衬衣,他的脸颊感觉到她胸脯的起伏,感觉到她身体的温热。次日中午,达尼埃尔才在一家咖啡馆大门口遇到了雅克。雅克使劲搂着朋友,居然哭了起来。但达尼埃尔没有哭,似乎是头天晚上那段搅乱了他血液的经历使他有了一些变化,他隐约地开始与朋友隔绝了,在他看来,雅克只不过是个孩子。他们又以兄弟的名义在海边一家旅店投宿,可是当他们在清晨醒来时,老板娘已经带来了警察。他们被带进拘留所,警方通知他们的家长来领人。就这样,两个少年的出逃计划破灭了。

  蒂博先生把雅克关进自己创办的克鲁伊儿童教养院。9个月后,安托万瞒着父亲去探望弟弟,教养院院长殷勤地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安托万看到的是铁栅栏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床和墙上胡乱涂抹的淫秽图案。在小教堂门前台阶上,安托万见到了雅克。雅克变化真大,见面的时候哥哥几乎都没认出弟弟来。作为“特殊学生”,雅克住在靠办公楼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屋里还放着一些硬松木的衣柜、软椅、桌子等。雅克变得目光呆滞、彬彬有礼,这使安托万大为震惊。安托万带弟弟到城里去玩,雅克停在人行道上,眼睛盯着堆满点心的五个货架一动不动,连气都喘不出来了。在点心铺,雅克吃得很快,每吃完一块点心就停住嘴,等待安托万再给他拿。回教养院的路上,雅克紧紧依偎在安托万怀里,显得恋恋不舍。

  安托万回家后,对父亲说弟弟雅克不能再在克鲁伊待下去了,随后他将自己见到雅克的情形和盘托出,并将悲惨之状添油加醋了一番。听说儿子瞒着自己去了教养院,蒂博先生恼怒至极,他禁止安托万再去那里,并大吼着要安托万滚出去。万般无奈的安托万只得求神父帮忙。在神父劝说下,蒂博先生被迫让步,同意雅克回家。

  雅克回家不久后就同家里的女仆、19岁的德国少女利斯拜茨打得火热,他们经常在一起,彼此搂抱抚摩,沉醉在纯洁和诗意之中。然而,利斯拜茨最后还是决定要走,但她没有勇气告诉雅克,因为她早已迷上了他的哥哥安托万。雅克知道后非常伤心,他凄厉地叫着,仿佛死亡就在眼前。雅克决意要去见达尼埃尔,他需要把他青春的秘密告诉这位和他最亲的年轻人,他要跟达尼埃尔一起分担这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但达尼埃尔只是向他诉说他对另一位姑娘的爱,尽管他和雅克之间友谊仍存,但已不是孩提时代的情谊了,对他们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灵魂的窗户已经关闭。

  几年以后,雅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等师范学校。他一方面十分激动,另一方面又对前途非常担心。他仿佛看到一个陷阱,一个牢笼就在面前,就像自己要陷进去一样。达尼埃尔则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在庆祝雅克成功的那天晚上,安托万为抢救一个被车撞伤的小女孩而遇到了拉歇尔小姐,她那美丽的面庞令他不禁为之动情。小女孩脱险后,安托万搂住了拉歇尔小姐的腰,而拉歇尔则把嘴唇贴到了安托万的嘴上。

  夏天,蒂博一家和丰塔南一家都在郊区度假,两家的别墅紧挨着。在网球场上,雅克与珍妮相遇了。他们过去早已相识,那个时候珍妮认为雅克只是一个粗暴平庸的男孩子,虽对他多少有一些好感,但远远谈不上爱慕。如今,他们谈论诗歌,谈论哲学。从雅克狂热的言辞中,珍妮感到一股燃烧的火焰。一天晚上,珍妮站在小路中间,在月光的照射下,墙上映现了一个清晰精致的黑色天鹅绒的剪影。这不禁令雅克怦然心动,心里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他不假思索地弯下身去,吻着他热爱的那影子的脸庞。珍妮猛然向后退去,消失在夜色中。此时,安托万与拉歇尔也沉浸在热恋的幸福中。然而,拉歇尔告诉他,她要出一次远门,去非洲办一些事。原来,她要去追寻旧日的情人。安托万目送着心爱的女人乘坐轮船渐渐远行,心中痛苦万分,他几乎达到了想自杀以求解脱的地步。

  高等师范学校开学前,雅克突然失踪了,这一失踪便是三年,其间杳无音信。蒂博先生已是病入膏肓,但他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雅克。他用那低沉、亲切、急迫的声调对安托万说:“我还有别的事要交代,就是雅克的死。可怜的孩子……我尽到了我的义务了吗?”雅克其实没有死。因为安托万曾经收到过一封寄给雅克的信,信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学院院士雅里库尔发出的。他从信中得知这位教授读过雅克的小说,如此看来雅克并没有死。

  教授的信还对雅克小说的浪漫风格赞叹不已,认为这与他传统式的教养和个人绝大部分的爱好都格格不入,并使他想到一位音乐大师的话,大师说:“赶快拿走吧,不然的话,我就要对它们发生兴趣啦!”读完这封信,安托万两腿抖个不停,但心中涌起了希望,他决定要找到雅克,叫他回来。从雅里库尔教授那里,安托万探听到雅克可能在瑞士的日内瓦。他读到了弟弟写的小说《索莱丽娜》。小说中的人物名字虽陌生,但分明有他周围的人的影子。包括蒂博先生、安托万、珍妮、丰塔南夫人、达尼埃尔等。这使他一下子回忆起一大堆往事。为了迅速地找到雅克,他雇了一个私人侦探。三天后,侦探告诉他雅克的确切地址:瑞士洛桑的卡麦尔辛公寓。

  在卡麦尔辛公寓,安托万见到了正同十几名流亡瑞士的知识分子争辩的雅克,雅克说得很快,语气热烈,毫不拘束,看得出来他很受这批知识分子的推崇。兄弟俩见面,匆匆握了一下手,安托万告诉弟弟“爸爸病危”的消息。雅克已经三年没有听到过有人喊他“我的小弟”这个称呼了,他心里深受感动。他尽管执拗,但回家的想法终究发自内心。三年来,自己在痛苦、高傲和孤独之中建构的内心世界土崩瓦解了。他向哥哥吐露心迹,说:“你一定得了解我,我怎么肯在他们那个学校里耗费三年,耗费我三年的生命呢?我厌恶那种教育机构、那种乏味的生活。”他有志当个小说家,但却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不得不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还被拘留过。他终究还是迅速而不由自主地又依附于他的哥哥,并且通过哥哥,他又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兄弟俩一起坐火车返回巴黎,去看望垂死的父亲。当雅克再次见到被尿毒症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蒂博先生时,他感到万分震惊和伤心。他弯着腰,两只胳膊紧紧搂住父亲那不断抽搐的身体,用几乎是下意识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着:“爸爸,爸爸……你怎么样?”蒂博先生不停地惊厥,越来越严重。雅克摇着哥哥的手臂,说:“必须减轻他的痛苦!我们得做一个决定!”安托万不忍心看父亲遭受巨大的痛苦,毅然为他注射了麻醉剂,让父亲摆脱长久的折磨。

  蒂博先生逝世后,雅克没有继承遗产,又回到瑞士那群各种出身、各种信仰的革命者中间。他为《明灯报》撰稿,参加革命者的辩论。那群革命者的首领是被称为“飞行家”的梅奈斯泰勒,这位退役的飞机驾驶员喜欢同雅克在一起,他们经常躲进总部顶上的一个房间里,探讨革命的理论问题。在这种小小的国际性聚会里,雅克发现了两种类型的革命者:宣教家和实干家。相对于二者,雅克更喜欢那些宣教家,因为不管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跟这些豪爽的神秘主义者在一起心情舒畅。这些人都像他一样,梦想着在现存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当时欧洲战云密布,革命者争论着如何阻止战争爆发。雅克信守和平主义,反对血腥的暴力,因此对他的朋友们宣扬的暴力颇有微词,认为这严重地威胁着精神领域的安全。他心目中的革命是一种普遍秩序的胜利,一种广泛的人道秩序的胜利。

  那时候的世界终于发生了一件大事: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及夫人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个革命青年刺杀。为此,雅克奉命去巴黎,考察法国左派的动向。他在巴黎大学街道的拐角停住,看着自己出生的那座房子。房顶上搭着脚手架,和认不出来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穿过马路,走进了大门。在楼梯上,人造大理石的墙壁、锻铁的栏杆以及宽敞的彩画大玻璃窗代替了昔日那深色的百合花图案的糊墙纸、曲折的栏杆和老式的彩色玻璃窗。昔日的房间也改成了钉着铜牌、放着卡片匣和书架的工作室。安托万利用父亲的遗产促进了自己事业的发展,他正在加紧进行小儿病理学的个人研究。兄弟俩见面后,雅克问安托万是否留意到现实世界正在酝酿的一件大事。安托万轻轻地摇摇头,他并不知道战争阴云密布的世界正在向每一个人涌来。雅克盯着自己的哥哥,几乎在一瞬间,他明白了自己和安托万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

  达尼埃尔的父亲丰塔南一辈子过着放荡糜烂的生活,到了晚年居然幡然悔悟,为自己一生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一天,他终于拿起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在丰塔南先生的葬礼上,雅克再次遇到了曾经的恋人珍妮,两颗爱恋的心在分别四年后又相互贴近,彼此的肩膀和手臂都感觉到对方灼热的体温。

  这时,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断绝了外交关系,战争的火药味已经浓得呛人。这天,雅克接到白纸上用显影药水写的梅奈斯泰勒的指示,让他马上去柏林执行秘密任务。分别之前,雅克同珍妮依依话别。在柏林波茨坦梅广场的阿斯汉吉饭店,雅克同接头的德国人特劳顿巴赫见面。特劳顿巴赫长期生活在柏林的贼帮当中,多次利用这个违法的帮派为革命事业服务。雅克很快便从一个德国上校那里得到一份文件,并迅速把它带出德国,交给了梅奈斯泰勒。梅奈斯泰勒独自待在房间里,将这份文件仔细研究了两小时,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问题,原来德国和奥地利两国参谋部已经暗地里合谋,而这就是证据,无可辩驳的证据!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除了几个人以外,完全没有人想到维也纳和柏林已经勾结在一起。秘密文件显然是一件揭露帝国阴谋的有力武器,它甚至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它落到李卜克内西手中,但他的主张不仅是想阻止战争,还要利用战争的危机进行革命。于是他决定先将文件藏起来,等待时机。

  雅克把蒂博先生留下的一半家财,差不多有25万法郎的南美股票,全部匿名捐赠给了“第二国际”的国际局使用。与此同时,安托万正在为外交部官员吕梅尔打针,这使他成为巴黎城内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整个巴黎沸腾了,到处都在骚动,到处都在示威。雅克带着珍妮来到人山人海的剧场门口,他在这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战争已经向我们逼近,24小时之内,就可能在欧洲打起来,只有你们能够制止……那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反战!拒绝打仗!”他向听众激动地挥手,要大家静下来,说,“只有罢工,这唯一的行动,才能使我们大家得救!团结在‘国际’领袖的周围!准备进行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冲击。国家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行动!”他的演说博得好几分钟的欢呼声,群众在呼喊:“说得好!打倒战争!罢工!和平万岁!”

  在安托万的诊疗室,大家也在议论战争。安托万的医生同行表示,如果法国明天进行动员,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要去救死扶伤,他们不会逃避。雅克激动地说:“我不能接受暴力,包括反对暴力的暴力在内!我拒绝一切战争,不管它被称为‘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他们争论到深夜。同行们走后,安托万与雅克兄弟俩又争论起来。安托万问:“一旦动员起来,他们要把所有的人都送上前线,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办?”雅克说:“我宁愿自己剁掉两只手,也不被动员入伍。”安托万说:“在目前情况下,拒绝服兵役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总体利益之上。”雅克反驳说:“总体利益,群众的利益,显然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安托万不耐烦地说:“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保卫国家的义务,还有什么比孤立无援的反抗行动更加没有意义呢?孤立无援注定是要失败的。”雅克耐心而又坚决地说:“我要继续进行反战斗争!要用一切办法!如果必要的话,包括破坏活动!”

  不久,总动员的白色告示贴遍了大街小巷,一小时之内,巴黎全城都变了样。每个行人都好像发现自己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赶快解决,有些事要安排,有些事只得放弃,有些亲戚朋友要看望,跟某些人要赶快和解,跟某些人要把关系彻底断绝。令雅克目瞪口呆的是,甚至在社会党领袖们中间,实际上已没有一个人同意牺牲民族利益了,这同他们一直声称的“国际主义理想”自相矛盾。安托万作为军医官应征入伍。政府在夜里仓促搭起了木栅栏,围住车站,不许任何人随便通过。雅克为他送行,两个人都在对方的眼神里看出同样的疑问:“我还能见到你吗?”泪水同时涌出了他们的眼睛。突然之间,他们的过去,世上唯有他们两人才共同拥有的,那不值一提却又独一无二的家庭故事,都涌上他们的心头。他们同时张开双臂,笨拙地搂在一起。他们两人一同想起来,似乎从童年时代开始,他们就没有拥抱过。

  雅克决定带珍妮前往瑞士,他知道为什么要到瑞士去,在那里准备干什么。他要用具有决定性的单独行动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阻止战争的发生。在带走珍妮之前,他去看望珍妮的母亲丰塔南夫人。有人要带走自己的女儿,丰塔南夫人显得极为痛苦,她劝珍妮慎重考虑自己的决定。在火车站站台上,珍妮经过痛苦的抉择,还是决定留下来,并答应尽早去瑞士同雅克在一起。雅克勉强答应说好,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永远也见不到心爱的珍妮了。或许是使他内心陶醉的英雄主义把他孤立了起来。

  一到日内瓦,雅克发现到处是悲观、消沉的情绪。他的同志告诉他,瑞士政府保持中立,警察到处都在监视,支部里没有人了。雅克激动地说:“最可怕的不在这里……而是‘国际’……‘国际’已经毫无作为,它叛变了。”同志们把他带到梅奈斯泰勒的住处。这位革命家的情绪也十分沮丧,他对雅克说,在日内瓦同在巴黎一样,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甚至说:“人一旦把死当作一种自觉的行动,那么死大概就不那么困难了。”雅克提议同他合作,用飞机飞越前线,向交战的法国部队与德国部队撒出千百万张印着宣言的传单。宣言向工人、农民们说明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互相残杀是一桩荒谬的罪行。梅奈斯泰勒第二天才同意合作,他让雅克去准备传单,自己去准备飞机。雅克乘上去巴塞尔的火车,去解决100万份传单的印刷问题。他在火车的角落里,在记事本上奋笔疾书:“这个以绝大多数人的血汗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等级社会制度,使你们装上刺刀,把你们抛到前线,去保卫那些对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完全无关、甚至有害的利益!因此,首先应对战争负责的人,就是一小撮民众的剥削者、金融巨头、工业大亨,他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掀起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在每个国家都有政府官员保证予以支持,在该负责的人中间,处于第二位的就是一小撮自大狂妄的政治家。”

  梅奈斯泰勒驾驶着飞机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到达了,雅克在登机前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在上面飞快地写道:“珍妮,我一生的挚爱,我最后思念的就是你。”他把纸条交给一位同志,就义无反顾地上了飞机。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梅奈斯泰勒把这次反战行动看作自杀的机会,他在飞机升上高空后突然关掉了发动机,飞机于是向下俯冲。雅克伸手抓住一捆传单准备散发,可是只感到天旋地转,他的身体似乎在裂成碎片。过了很久,他在麻木的睡眠中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一副担架上,四肢已经布满了伤痕。他被一伙溃退的法国士兵称为“德国间谍”。就在这支溃退的队伍遇到夹击时,一个士兵为了壮胆,向重伤的雅克扣动了扳机。

  四年过去了,安托万重返故居。他在1917年视察前线时,中了芥子气的毒,不得不无休止地养病,这便使他越发思念故乡。安托万走进家门,他感到不是回到自己的家,而是回到了父亲的家。他看到了过去,父亲和雅克都已化作尘埃。如果再能回到往昔,花多少代价他都愿意!追思往日,也混合着今日的悲伤。他觉得自己完全垮掉了,幸亏雅克留下了一个遗腹子让·保罗,小家伙在珍妮和他哥哥的照料下长得十分活泼可爱,这给了安托万不少安慰。珍妮的哥哥达尼埃尔在战争中失去了大腿,也失去了性能力,为此他满怀抑郁怨恨。“在后方,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战争的真相?从前方活着回来的又有几个人?”他愤懑不平,为什么世界上的罪恶与不幸要落在自己头上?要不是丰塔南夫人,即他的母亲还在世,他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安托万与达尼埃尔谈起战争时都感慨万千。安托万认为,必须使和平思想在舆论中深深扎根,广泛传播,成为阻碍各国政府好战政策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未来的世界才有和平的前景。病情的反反复复使安托万感到十分疲惫,他写日记,许多是写给让·保罗的,他把爱全部倾注在这个蒂博家的唯一后代身上。他在日记中希望让·保罗“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有“更为美好的前途”,并告诫这位蒂博家的后人,“卷入集体狂热的广阔运动中很吸引人!信仰很吸引人,因为这很方便,因为这最舒服!不过,你要学会抵制这样的吸引力,尽管这并不容易。”在最后的岁月中,他写道:“我们过去的所有希望,我们本来该有的所有愿望,我们没有完成的一切,都要你去实现,我的孩子。”写完这些,他给自己打了一针吗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最后一篇日记是:“1918年11月18日,星期一。37岁又4个月零9天。比人们所想象的简单得多。让·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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