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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兰比尔           ★★★ 【字体:  
【墨香溢苑】 克兰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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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比尔

[法国]法朗士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生于巴黎一个书商家庭,少年时便置身书海,博览群书,为此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1873年,法朗士出版第一本诗集《金色诗篇》,此后他以写文学批评文章成名;1881年,随着《波纳尔的罪行》的出版,法郎士名声大噪。他的作品常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在政治上始终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他的其他代表作品有小说《黛丝》《诸神渴了》等。法朗士65年创作的杰出成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文坛宗师”,他那“博学、富于幻想,清澈迷人的风格,还有他融合讽刺和热情所产生的神奇效果”,以及他创作的众多著名的人物形象等,为他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为了“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其特点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情感、优雅的真正高卢人的气质”,法朗士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法朗士逝世,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

  法朗士1901年发表的《克兰比尔》被认为是他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它通过描写一个善良、勤劳的小贩无辜地受到警察的迫害,影射与抗议当时一桩社会公案的核心人物德雷福斯被诬陷的事实。在法国,克兰比尔这个艺术形象也已成为贫苦、不幸者的典型。小说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与反讽意味令人惊叹,与欧·亨利的名作《警察与赞美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法律的庄严

  对每个人来说,司法官以至上的人民的名义所宣告的每一个判决都具有全部法律的庄严意义。因此当小贩克兰比尔由于侮辱了一个警士而在督察裁判所受审讯的时候,他立刻明白了法律是何等庄严的东西。他在那个华丽而阴森的大厅的被告席长凳上坐下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帮威严的人群,他们是法官、书记官、穿着长袍的律师和许多宪兵,然后是一道板壁后面许多不声不响的旁听人。再看看自己呢,却占据了一个高高的座位,好像这样便能够在各位法官面前听审。庭长蒲里司坐在大厅一头的两位陪审官的中间,他的胸前挂着银质棕榈勋章。一座代表法兰西共和国的玛里亚娜半身像和一座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悬挂在裁判席的上头。总之,天上和人间的所有律令都高悬在克兰比尔头上,这令他感到非常害怕。他是没有哲学头脑的人,所以并不追究这半身像和十字架究竟有什么意义,也不去想耶稣与玛里亚娜在法庭上是否能够和谐共处。其实这正是他应当考虑的事情,因为教皇的教义和罗马教廷的法典在许多地方是与共和国的宪法和民法相抵触的。据我们所知,早年颁布的教皇通牒汇编并没有明令取消。基督创造的教会仍和当年一样教导着人们说,只有教会任命的职权才是合法的,可是法兰西共和国仍然自以为不属于教皇权力管辖。所以克兰比尔颇有理由这样说:“诸位法官,鲁贝总统的话既然没有人听从,那么悬在你们头上的基督便可通过主教联席会议和教皇陛下否定你们的职权。基督之所以在此地有个位子,便是要你们记得取消你们权力的那个教会的权力,否则他在此地占个位子便是毫无意义的事了。”

  对于这番话,蒲里司庭长也许可以这样回答:“被告克兰比尔,法国各代君王和教皇一向是说不到一块儿的。13世纪法王菲利普四世的首相诺迦莱被教皇明令开除教籍,但并没有因为这点儿小事就丧失了他的政权。法庭里挂的基督不是格雷瓜尔第七或鲍尼法司第八两位教皇的那个基督。此地的基督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基督,对于教廷法典是一字不知的,并且也从来没听人谈起过什么通牒汇编。”

  克兰比尔听了这番话当然可以这样回答:“《圣经》里面的基督是一个很有民主思想的人。再说他所身受的裁判,1900年以来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一向认为是法律上的一个严重错误。所以,庭长先生,若以基督的名义来裁判我,我相信连48小时的监禁你也不敢判我的。”

  但是克兰比尔不管对历史、政治或社会都是一概不加考虑的,他只是惊愕而已。他周围的那个人群使他对司法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他心里充满了敬畏,全身沉浸在恐惧之中,已准备把他个人犯罪的问题完全交付给法官处理。他虽然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无罪,但是他觉得面对着象征法律的各种东西及社会惩罚罪人的执行者,一个卖菜小贩的良心是多么渺小啊!并且他的律师也早已让他开始相信自己不是没有罪的人,何况法官那迅速而简要的审讯使得压在他身上的那些罪行又变得格外醒目。

  二克兰比尔的意外事件

  克兰比尔是个在街上叫卖蔬菜的小贩。他推着小车满城跑,喊着:“白菜、大萝卜、胡萝卜!”碰上有大葱的时候,他就喊:“成把的龙须菜呀!”因为穷人的龙须菜就是大葱。可是10月20日那天,中午的时候,他正沿着蒙玛特街往下走,那位巴耶太太,也就是“保护神”鞋店的老板娘,此时走出了她的店门,来到青菜车子的跟前。她满不在乎地掀起一把大葱说:“你这大葱可不算好。多少钱一把呀?”

  “15个铜子儿一把,老板娘。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15个铜子儿,3棵坏大葱?”

  她一赌气把那把大葱扔回小车上。

  就在这时,64号警士冷不防走过来,对着克兰比尔说:“喂!推着车走开吧,这里不让卖菜!”

  50年来,克兰比尔从早到晚就是这么推车卖菜,但对于这样一个命令,在他看来,还是很合法的,并且是合情合理的。他心悦诚服地听从了这个命令,因此催促老板娘要买什么赶紧买。

  “买东两总得挑选挑选啊!”鞋店老板娘尖酸地说。然后,她把所有大葱全都摸了一遍,才留下她看着顶好的那一把,紧紧抱在怀里,就仿佛教堂里画幅上的圣女贴胸紧抱着光荣棕榈似的。

  “我给你14个铜子儿。这已经很多了。我还得上店里拿去,身上没带着。”她抱着大葱回到店里,可是一位买鞋的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已经比她先一步走进了店堂。

  这时,64号警士又第二次对克兰比尔说:“喂!推走!”

  “我等拿钱呢。”克兰比尔回答。

  “我没叫你等钱,我叫你推走。”警士用很坚决的口气说。

  可是那老板娘正在店里给一个18个月大的小孩试穿一双蓝色的鞋子,孩子的母亲还直不耐烦。柜台上摆着大葱,绿油油的葱头露在外面。

  克兰比尔在街上推车推了半个世纪,他早就学会了忍耐和服从,尤其是当命令出自一位政府代表时。但是这一次,他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一面是义务,一面是权利。他是没有法律头脑的,不懂得一种社会义务是不能因为他要享受一种个人权利而随便免除的。他太重视他那收入14个铜子儿的权利,对他的义务却照顾得不够;他的义务是推起车子向前走,一直向前走。因此他仍然待在那里。

  64号警士并没有动怒,第三次,还是从容不迫地命令他推车走开。64号警士的习惯和他的上司孟都西恰好相反:孟都西老是恫吓,可从来不罚。他呢,告诫的话极少,而带去法办的那一套把戏却来得挺快。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虽然有点儿阴险,倒是一个挺好的公务员,一个忠贞的军人,和狮子一样勇敢,和婴儿一样驯顺,他只知道执行命令。

  “你没听见吗?我叫你推走!”

  然而,在克兰比尔看来,逗留在此地的理由实在是太大了,不能不算充分。他直截了当、不加任何修饰地提出了一个理由:“喂!我不是告诉你我在这儿等钱吗?”

  64号警士就说:“你要我办你个违警吗?若是那样的话,你就好看了。”

  听了这话,克兰比尔慢吞吞地耸了耸肩膀,凄然地看了看警士,然后又看看天。这一看的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在上!我是一个藐视王法的人吗?我敢瞧不起管辖我这小贩行当的那些章程法令吗?清早5点我就在菜场的方砖地上站着了。从7点起,我就推着车走,双手在车把上磨得发烫,一边走一边还喊着‘白菜,大萝卜,胡萝卜’!我已经是过了六十的人,实在是累乏了的人,你还问我是不是要举反叛的黑旗,你这玩笑开得太厉害了。”

  也不知是警士没明白他这一看的意思呢,还是从中看不出可以饶恕他违抗命令的理由,总之,这警士依然用一种粗暴而短促的声音问他是否听懂了他的话。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蒙玛特街上的车辆拥挤极了,各种车子你挨我,我挨你,仿佛粘在一起拆不开了。马上,喊叫声跟咒骂声就响成一片。公共马车上的车夫认定克兰比尔是这阵拥挤的祸根,便骂他“臭大葱”。这时候人行道上挤着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在一心一意看吵架。警士发觉有人注意自己,更是一心想卖弄权势,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油腻的笔记簿和一支短短的铅笔。

  克兰比尔正在继续想他的心事,并且只是听从他内心的一种力量。况且那个时候,他也没法前进或后退了,他那辆车的车轮不幸和一辆送牛奶的车子的轮子纠缠上了。

  他乱抓压在鸭舌帽底下的头发,喊道:“我不是告诉过你,说我等我的钱吗?我真是太倒霉了!晦气,晦气!真糟糕!”

  虽然这些话表示的是失望而不是反抗,但64号警士却认为这是辱骂了他。又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对警士的辱骂总不外乎“该死的母牛”。这是比较惯常的,简直可以说是教义所规定的方式。因此64号警士不知不觉地将克兰比尔的话在这个方式之下听进了耳朵,并且把它加以具体化。“啊!你骂我‘该死的母牛’!很好,跟我走吧!”

  克兰比尔在极度惊愕和焦急之下,睁着两只被太阳晒红的眼睛看着64号警士。他双手交叉在穿着蓝色短褂的胸前,扯开嘶哑的嗓子喊着:“我说了‘该死的母牛’吗?是我说的吗?唉!”

  店里的伙计们和孩子们看见警士要把克兰比尔带走,都高兴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些人一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可是有一位老人满脸凄凉的神情,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顶大礼帽,分开人群的圈子,走到警士身旁,很和气,但是也很坚决地低声对他说:“你弄错了,这个人并没有骂你。”

  “少多管闲事。”警士回答。他并不说恫吓的话,因为跟他说话的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人。

  那个老人还是很镇静、很坚决地替克兰比尔分辩。于是警士吩咐他到区里去解释。

  这个时候,克兰比尔一直在喊:“那么,我是说了‘该死的母牛’了,唉……”

  他正说着这些表示惊异的话,那位鞋店老板娘巴耶太太手里拿着14个铜子儿,向他走来了。可是64号警士已经抓住他的衣领。巴耶太太心想一个即将被带到区里法办的人的钱是用不着还的,就把14个铜子儿又放回到围裙袋里。

  克兰比尔突然间看见自己的车子被扣押了,自由没有了,立刻感到脚下陷入了无底深坑之中,太阳也昏暗不明了,心里郁闷不已。见了区长,那位老人声明自己因车辆拥挤被阻挡在街心,亲眼看见这场争吵。老人敢断言警士并没有挨骂,完全是他自己听错了。老人报告了他的姓名和头衔。他是达维·马吉博士,昂朴士巴雷医院的医务主任,曾得过四等荣誉勋章。要换在别的时候,这样一个证人就足够使区长明白案子的内情。然而在那时的法国,学者是没有人信任的。于是,克兰比尔的逮捕便执行了。他在拘留所过了夜,第二天早晨坐上囚车,被转到了看守所。

  他对坐牢既不觉得痛苦,也不觉得羞愧,甚至觉得监狱是必需的。他还觉得监狱的四壁和方砖地都很干净。他说:“要说干净,这地方可真干净。说真的,简直可以在地上吃饭哩。”

  等到剩下他独自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他想把坐着的小板凳往前拉一拉,却发现凳子是固定在墙里的。他高声表示了他的惊愕:“这是多么古怪的主意呀!这玩意儿,我是万万也想不出来的。”

  坐定以后,他拢了双手,把两个大拇指来回转着玩,老是觉得奇怪。寂静和孤单使他难受。他觉得烦闷,放心不下他那被扣押的、依旧满载着白菜、萝卜、芹菜、莴苣的小车子,不安地想道:“他们把我的车子弄到哪儿去了呢?”

  第三天,他的律师勒麦尔先生来看他。勒麦尔先生是巴黎法律界最年轻的律师,并且是法国爱国会某分会的会长。

  克兰比尔想法子把案情讲给他听,对于他,这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为他是没有长篇大论说话的习惯的。可是如果有人在旁边帮一点儿忙,说不定也能对付下来。然而他的律师听着他的话,老是带着一副不相信的神气摇着头,一面翻阅文件,一面自言自语:“啊哼!啊哼!这些话,卷宗里没有啊。”随后律师有点儿疲倦了,用手拈着他金黄色的胡子说,“为你自己打算,也许还是老实招认的好。在我看来,你这种矢口否认的法子是异常笨拙的。”

  此后,克兰比尔也许会把一切都招认,如果他知道应该招认些什么。

  三

  克兰比尔在法庭上

  庭长蒲里司足足花了6分钟的时间来审问克兰比尔。要是被告能照着所问的话回答,案情是会弄得更清楚一点儿的。但是克兰比尔没有辩才,并且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他异常敬畏,自己把嘴封了个结实。所以他一声没吭,而是庭长自己在回答自己的话,这些回答是极端不利于被告的。庭长这样做了结论:“总之,你承认了说过‘该死的母牛’。”

  “我说了‘该死的母牛’是因为警士先生先说了‘该死的母牛’,我才说‘该死的母牛’的。”他原本的意思是想说,他是出其不意地被人诬陷了,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不觉重述了这句人家编造他说过而他确实不曾说过的怪话;他说了“该死的母牛”这句话,就等于说了“我能说这样骂人的话吗?你能信这事吗”。

  庭长可不这样理解。“你的意思是说警士先这么破口骂你的吗?”他问。

  克兰比尔不想再分辩,因为太难了。

  “你不再坚持了。还是不坚持的好。”庭长说,随后他传证人上堂。

  64号警士马特拉走上堂来,立了“说实话,只说实话”的誓,跟着就这样报告:“10月20日正午,值勤期间,我在蒙玛特街看见一个类似叫卖小贩的人把车子停在门牌328号的前面,造成了车辆拥挤的现象。我前后三次命令他走开,他不肯服从。于是我通知他要把他带到区里法办。他大声回答我‘该死的母牛’,我觉得这句话是带侮辱意味的。”

  庭上听了这段又有力量又有分寸的报告,表示明显满意。被告方面举出鞋店老板娘巴耶太太及昂朴士巴雷医院医务主任,曾获得四等荣誉勋章的马吉先生做证,可是巴耶太太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有马吉博士这样供述:“我曾当场目睹这件事。我看出警士是弄错了,他并没有挨骂。我当即走到他身旁,告诉他弄错了。警士执意要拘捕那小贩,并且叫我也跟他到区里。我照着他的吩咐到了区里。我在区长面前把我的声明重复了一遍。”

  “你可以坐下。”庭长说,“再传证人马特拉上堂。”

  “马特拉,当你执行拘捕被告的手续时,马吉博士没有让你注意你是弄错了吗?”

  “他就是说,庭长,他骂了我了。”

  “他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该死的母牛’!”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喧嚣和哄笑。

  “你下去吧。”

  同时庭长通知听众,说这种不敬的现象如果再发生,他便要命令大家退席。这时被告的辩护律师勒麦尔已得意扬扬地在摇晃他的大袖子,大家那时都以为克兰比尔可以宣告无罪。

  大家安静下来,律师勒麦尔站了起来。他先夸奖本地警务人员说:“这些替社会服务的低微的公务员收入很少,然而吃苦耐劳,时时刻刻冒着危险,每天做着英雄的事情。他们都是旧日的军人,现在也仍旧是军人。说他们是军人,便是把我对他们要说的一切好处都说尽了……”在此,勒麦尔律师毫不费力地提到对于军人道德的高度钦佩。他说他是一个不能容忍对军队有微词的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他本人就是这支国家军队的一员,这是他十分引以为荣的事。庭长点了点头。

  原来勒麦尔律师是后备军里的中尉,同时他也是旧奥特利区里国家主义党的候选人。他接下去说:“当然,我不是不知道这些警务人员每天是怎样默默无闻地替善良的巴黎民众服务,其劳苦又是怎样的可贵。所以假使我看出克兰比尔真是一个侮辱旧日军人的人,那我决不会答应替他做辩护。有人控告他,说他说了‘该死的母牛’,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倘若诸位翻一翻‘土话字典’,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解释:‘牛胚:即懒汉,跟牛一样懒惰地卧着,任何事都不做。母牛:被警察厅收买的人,警厅的密探。’在某种社会里,确实有‘该死的母牛’这种说法。不过问题在这里,克兰比尔究竟是怎样说这句话的?甚至要问他究竟说了没有?关于这一点,各位先生,请你们允许我加以怀疑。

  “我并不认为警士马特拉有什么恶意。不过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他的职务是辛苦的。有时候他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发生一种听觉上的错误,所以,各位先生,听到他刚才告诉诸位说:曾获得四等荣誉勋章,现任昂朴士巴雷医院医务主任的达维·马吉博士,一位科学界的泰斗,上流社会的人物,也说了‘该死的母牛’这样的粗话,那我们只好承认马特拉是患了‘精神专一’那种病症,而且如果不怕说得太厉害一点儿的话,他还患了‘迫害狂’的病症!

  “况且即使克兰比尔真说了‘该死的母牛’这句话,也必须问一问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是否仍有触犯警士的性质。因为克兰比尔是私生子,他的母亲就是个贪酒无行的叫卖小贩,他生下来就带着酒徒的遗传。只消看看他这副样子,60年的穷困把他弄成了这么一副蠢相。诸位先生,你们会说他是负不了这份责任的。”勒麦尔律师说完后坐下了。庭长蒲里司细声细气地宣读了判决书,判克兰比尔15天监禁,罚款50法郎。法庭到底还是听信了警士马特拉的声明。

  克兰比尔被人带着穿过法庭的阴暗长廊,那时他觉得非常需要旁人对他的同情。他转过身来对带着他的法警叫了三声:“老总!老总!喂?老总!”随后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过是15天!倘使他们早告诉我是这样,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劲了。”

  他紧跟着又自言自语道:“这几位先生,他们话说得太快。他们说是说得挺好,就是太快。跟他们是没办法争辩的。老总,你不认为他们话说得太快吗?”但是那法警一个劲儿地走,老是不开口,也不回头。克兰比尔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法警依然不出声。于是克兰比尔凄然地对他说:“人们对一条狗也是有话可说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总是不开口,不怕闷臭了嘴吗?”

  四

  替庭长蒲里司先生辩解

  判词宣读以后,书记官已在传讯另外一个案子,几个看热闹的人和两三位律师离开了法庭。走出去的人对于克兰比尔的案子没有任何意见,这个案子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他们此刻连想都不想它了。只有让·莱尔米特先生,那个铜版雕刻家,那天是偶然到法庭来旁听的,还在那里深思他刚才所听到的与看到的一切。他一手搭在律师约瑟夫·奥巴雷的肩上。

  “应该夸奖蒲里司庭长的,”他说,“是他能拒绝我们脑筋里那种无谓的好奇心和事事都想知道的那股娇气。如果把警士马特拉与马吉博士彼此矛盾的供词对立起来,法官自然不免要走上一条只有疑惑与踌躇的道路。引用批评的法则来考察事实的那种方法是与良好的司法管理方式不相调和的。倘使法官不小心采用了那个方法,那么他的判断便须听凭他个人的观察力和人类的病疾了,可是个人的观察力往往是薄弱的,而人类的病疾又是永远存在的。那样一来,判断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我们不能否认,法官所需要的肯定性,历史的方法是绝对不能供给他的。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提起英国政治活动家及航海家华尔德·拉莱的故事就够了。

  “有一天,拉莱正囚居在伦敦塔里,跟平时一样在写他的世界史的下半部。这时在他的窗下有人吵架,他便走过去看那些人争吵。等他回身再工作的时候,他满以为已经把那些人观察得清清楚楚了。但是等到第二天,他和一位当时在场并且还夹在里面争吵的朋友谈起这件事来时,他所说的话却没有一句不是和他朋友所说的相反。他于是考虑到洞悉遥远大事的真相的困难,因为对眼前发生的事他都会弄错,这使他立刻就把自己写的历史稿子丢到了火里。

  “倘使各位法官都像拉莱先生那样谨慎,他们自然不免要把他们的调查书全都丢到火里去了。可是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那便是否定司法,是一种犯罪行为。‘知’可以放弃,但审判是不能放弃的。那些主张法庭的判决应该根据事实来做有系统地探讨的人乃是危险的诡辩家,是民法和军法的阴险仇敌。蒲里司庭长的头脑的确是司法头脑,所以他决不肯让他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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