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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溢苑】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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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艾米莉的玫瑰

[美国]威廉·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纳老上校既是种植园主,又是军人、作家、政治家。福克纳深受家庭传统和南方风土人情的影响,因而在他作品中表现了南方人特有的幽默感。他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近百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福克纳作品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绵延婉转及结构极为繁复的长句子和反复斟酌推敲后选取的精巧词汇,这与风格简洁明了、干脆利落的海明威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作为一位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与欧洲文学试验者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等人遥相呼应,对意识流等创新性文学手法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1949年,他因作品《我弥留之际》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福克纳逝世后,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对他的研究本身已经成为一门学问。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这个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笔下美国南方的荒诞与抑郁。这里怪异的气氛,使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恐怖、疑惑的迷宫。随着作者对令人难以捉摸的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揭示,才渐渐地得到一点儿思维的线索。小说作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组成部分,正体现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和格调。

  一

  艾米莉·格里尔森小姐死后,镇上所有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男人们参加她的葬礼是出于尊敬和怜爱,因为她的死意味着一座纪念碑的轰然倒塌;而女人们则大多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她房子里面的样子,因为在过去的10年间,除了她的那个身兼厨师与园丁二职的老男仆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见过她的房子里面的样子。

  那是一座很大的、方形结构的房子。它曾经是白色的,外部装饰有穹顶和哥特式的尖顶,阳台上饰有云形花纹,这是典型的70年代风格。这所房子坐落在一个原本高贵的街区,但是随着轧棉机和加油站的逐渐出现,这个地方的高贵也被损毁殆尽了。在这之中,只有艾米莉小姐的房子保留了下来,房子虽然已经破旧,但是它却顽强,甚至有些装模作样地对抗着运棉的马车和输油的管道,而后者在艾米莉小姐看来是如此的丑陋不堪。现在,与那些在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联邦军和同盟军士兵一样,艾米莉小姐也躺在环绕着苍松翠柏的墓园里了。

  在艾米莉小姐活着的时候,她象征着传统与责任。这是这个小镇自古以来的传统。自从1894年开始,那个禁止黑人妇女不穿围裙上街的市长沙多立斯上校免除了艾米莉的税款,在她父亲死后,免税成了她永久性的特权。艾米莉小姐并不想接受这份好意,但是沙多立斯上校对她说,她父亲曾经借给了市里一笔钱,免税是市政府在还钱而已。只有沙多立斯上校那一代人才会想出这样的理由,也只有艾米莉这样的女人才会相信这种理由。

  当具有新思想的下一代人才成为市长和地方官的时候,这种过去的安排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第一年,他们寄去了一张催缴税款的通知,到了第二年的2月,通知都没有得到回音。然后他们给她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要她在方便的时候去一下治安官的办公室。一周之后,市长又写了一封信,提议要派他的车接她过去。最后她终于回信了,信写在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墨迹很淡,字体很小,但是还算流畅。信中只谈到自己并不想出门,而税款的事只字未提。

  作为政府的代表,一些地方官后来拜访了她家。自从10年前她不再教女孩子们在瓷器上画画,就再也没有人拜访过她。现在官员们站在她家门外,敲了敲门。他们被那个年老的黑人男仆领进了一个昏暗的带有楼梯的门厅。说实话,已经好久没有人走进这个门厅里,这里让人感觉封闭、阴暗,空气中还依稀弥漫着灰尘的味道。黑人男仆把他们领进客厅,客厅里摆放着沉重的家具,这些家具久未使用,还包着皮套子。黑人拉开窗帘,他们看见有的皮面已经有了裂纹。当他们坐下时,细小的灰尘从他们的大腿上冉冉升起,在阳光下慢慢旋转。壁炉前褪色的镶金画架上摆着艾米莉父亲的一张素描像。

  艾米莉进来时,男人们都起身迎接。她是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身着一袭黑衣,颈上戴了一条垂到腰际的细金链,拄着一根金头乌木拐杖,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了光泽。她的骨架很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样的重量,别人可以形容为“丰满”,而她只能是“肥胖”。她看起来臃肿苍白,就像是在一潭死水中泡了很久一样。她的眼睛就好像藏在了脸上突起的脂肪中,当它们扫过客人们的面庞时,就像是两个黑色的小石子嵌在一块块生面团上。这时,客人们说明了来意。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只是倚在门边静静地听他们说,直到说话的人因为说错而停顿了一下。他们听到了在金链尽头那个看不见的表在嘀嗒作响。

  她的声音干涩而冷淡,“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沙多立斯上校告诉过我的,你们查查市里的相关文件就明白了。”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了。我们就是市里的官员,艾米莉小姐,您没收到治安官签名的交税通知吗?”

  “不错,我收到过一份通知,”艾米莉小姐说道,“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

  “可是纳税册上并没有如此说明,你明白吧。我们应根据……”

  “你们去找沙多立斯上校吧。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

  “但是,艾米莉小姐……”

  “去找沙多立斯上校吧。”(十年前沙多立斯上校就已经死了)“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托比,”那个黑人应声进来,“送先生们出去。”

  二

  就这样,她十分彻底地击败了他们,就像30年前在气味事件中,她击败了他们的父亲一样。那件事发生在她父亲死后的两年,她的情人——大家都以为他会娶她——抛弃她不久之后。在她父亲死后,她就很少出去。她的情人离开之后,人们基本就见不到她了。有少数几位妇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访问过她,但都吃了闭门羹。她居处周围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着一个篮子出出进进,当年他还很年轻。

  “一个男人能做好饭吗?”那些妇女说。所以,当奇怪的气味从她家传出来时,人们也不太奇怪,它像一个纽带,把无所不能的格里尔森家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联系了起来。

  一个女邻对八十高龄的史蒂文市长抱怨那个奇怪的气味。

  “可是夫人,您想让我做点什么?”市长说。

  “能不能告诉她不要从她的房子里发出那样的气味,法律难道不管吗?”那个女人说。

  “我看不用这样做,”市长说,“可能就是她的黑人男仆在院子里杀了一条蛇或一只兔子,我会跟他谈谈的。”

  第二天,市长又收到两条投诉,其中一条投诉来自一个男人。他小心翼翼地对市长说:“我们得做点什么,市长。我十分不想打扰艾米莉小姐,但是,我们得做点什么。”那天晚上,地方官员们碰面了:三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和一位年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在一起开了个会。

  “这太容易了,让她把房子收拾干净不就行了,”他说,“给她点收拾房子的时间,限期搞好,如果她不收拾……”

  “这怎么行,先生,”史蒂文市长说,“你要当面指责一位女士,说她的房子气味不好吗?”

  所以,第二天深夜,他们四个越过艾米莉家的草坪,像贼一样潜入她家的房子,沿着砖房的底部和地下室的入口处仔细地闻着,然后其中一人拿过肩上背的石灰口袋,四个人一起在她房子的四周和地下室门口均匀地撒满了石灰。当他们完成这一切,准备越过草坪回去的时候,一个黑着的屋子突然亮起灯来,艾米莉小姐就坐在那间屋子里,灯光在她身后,她直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就像一尊塑像一样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一两周之后,气味就消失了。

  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觉得她十分可怜。人们记起了怀亚特女士,也就是艾米莉的姑婆,最后是如何走向彻底疯狂的,人们觉得格里尔森家的人都多少有些自命不凡,因而没有哪个年轻男人有勇气与艾米莉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一直都把他们当作画中的人:艾米莉小姐一袭白衣,苗条的身影是画的背景,而她父亲的影子则是画的前景,他背向她,手里紧握着一根马鞭。所以,到了30岁的时候,她还是单身。人们虽然觉得这样的决定无可厚非,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好。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家里有个疯子,但只要有合适的人出现,她也不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她父亲死后,整栋房子就留给她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们还是会为艾米莉小姐难过。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变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体会到多一分钱就激动喜悦、少一分钱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来拜访她,依照习俗准备提供安慰和帮助。艾米莉小姐穿着平常的衣服站在门口见了她们,脸上看不到一点儿悲伤的痕迹。她对她们说,她父亲没有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三

  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起来年轻了不少,就像个小姑娘一样,并且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都有几分悲怆肃穆的神情。

  行政当局已订好合同,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一个叫霍玛·巴伦的北方人。他高个子,黑皮肤,声音洪亮,目光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个机智的人。城里的小男孩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跟着他,听他管教黑人工人,听黑人干活时随着铁镐的上下起落而有节奏哼着的劳动号子。不久,他就认识了城里所有的人,哪里有欢声笑语,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又过了不久,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人们会看见一辆马车,黄色的车轮,拉车的是两匹棕红色的马,而车里坐着的正是巴伦先生和艾米莉小姐。

  一开始,我们都很高兴艾米莉小姐能有此雅兴,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森家的人当然不会考虑嫁给一个北方人,一个工人。”但是还有一些老人,他们说:“不论多么悲伤,一个真正的上层社会的女士都不应该忘记她高贵的责任。”他们又说:“可怜的艾米莉,她的亲戚们应该来劝劝她。”她有一些亲戚在阿拉巴马,但是一年前,在分割怀亚特女士(那个疯女人)遗产的时候,艾米莉的父亲与那些亲戚发生争执,从此不相往来。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参加他的葬礼。

  就在老人们说“可怜的艾米莉”的时候,流言开始了。“你相信这是真的吗?”人们这样互相传说着,“当然是真的,否则还能怎么样……”微风拂过,百叶窗前的绸缎窗帘沙沙作响,窗帘挡住了周日下午的阳光,当他们的马车经过,轻快的马蹄声传来时,人们就躲在窗帘后面窃窃私语,“可怜的艾米莉……”

  她一直高昂着头,甚至在我们认为她已经屈服了的时候亦是如此。此时此刻,她仿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她作为格里尔森家的最后一人的高贵身份,她仿佛需要我们那些无聊的流言来彰显她的高贵与无动于衷。在他们说“可怜的艾米莉”一年之后,也就是她的两个堂姐妹来拜访她的时候,她去买了老鼠药。

  “我想买一些毒药。”她对药剂师说,那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但还是很苗条,甚至比以前更瘦。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闪着冷漠、自负的光,脸上的肌肉僵硬着,眼窝深陷,就像一张灯塔看守人的脸。“我要一些毒药。”她说。

  “好的,艾米莉小姐,要哪种?毒老鼠的?我向您推荐……”

  “哪种都行,我要最好的。”

  药剂师说了几种,“这几种毒药连大象都能毒死,您想要……”

  “砒霜。”艾米莉说。

  “您要……砒霜?好的,但是您用来做什么呢?”

  “我要砒霜。”

  药剂师盯着她看,她也用直勾勾的目光回敬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药剂师说:“当然可以,如果您一定想买的话,但是法律规定您得说明买砒霜的用途。”

  她不说话,只是仰起头盯着他的眼睛。最后,药剂师屈服了,眼睛转向别处,转身为她拿了一包砒霜。一个黑人男孩把砒霜送到她家,她打开包裹,看见盒子上画着骷髅头像,下面写着“老鼠用”。

  四

  第二天,大家都互相讨论她会不会自杀;我们都认为她自杀了也好。当我们最开始看见她和霍玛·巴伦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说“他们会结婚”,然后我们又说“她会说服他结婚的”,因为霍玛自己说过,他不会结婚的。据说他喜欢男人,大家都知道他经常和一些年轻的男人在兄弟俱乐部喝酒。后来,当他们的马车在周日的下午经过的时候,我们躲在百叶窗后面说“可怜的艾米莉”,马车里的艾米莉昂首挺胸,霍玛戴着向上翻卷的帽子,叼着一支烟,戴着黄色手套的手上握着缰绳和马鞭。

  有些女士说这是不体面的,这会给城里的年轻人做出不好的榜样。男人们并不参与,但是最后,女士们强迫一个浸礼会牧师去拜访她。牧师一个字都不肯透露那次访问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坚决不肯再去。周日,艾米莉和霍玛的马车又一次出现在了大街上。第二天,牧师的妻子给艾米莉在阿拉巴马的亲戚写了一封信。

  然后,艾米莉又一次坐在了她的屋檐下,而我们都在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后来什么都没发生。我们都以为他们会结婚。我们听说艾米莉小姐在珠宝店订了一个银质的男式马桶,并且把霍玛的名字刻在了上面,两天以后,我们听说她买了一整套男式服装,甚至包括睡衣,然后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很高兴。我们高兴是因为艾米莉的堂姐妹们看起来比艾米莉更加高贵。

  对于霍玛的离开,我们一点儿都不惊奇,因为那时候道路已经修好了,霍玛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甚至有一点儿遗憾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不过我们都相信他此去是为了迎接艾米莉小姐做一番准备,或者是让她有个机会打发走两个堂姐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小集团,我们都站在艾米莉小姐一边,帮她踢开这一对堂姐妹。)一点儿也不差,一星期后她们就走了。不出我们所料,三天后,霍玛就回来了。一个邻居看见那天黄昏,艾米莉的黑人男仆把霍玛从厨房的门口领了进去。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霍玛,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后一次见到艾米莉。黑人男仆拿着菜篮子进进出出,但是前门一直关着。有时我们能看见她在窗口站着,姿势就像那帮人撒石灰那天一样,但是六个月她都没有迈出门一步。我们觉得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在她那个恶毒、凶狠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阻止她恋爱的。

  我们再次见到艾米莉小姐的时候,她已经很胖了,头发也已花白。随后的几年,她的头发越来越白,直到全部头发都变成铁灰色,才不再变了。直到她74岁去世那天,她的头发一直都是这种铁灰色,像活人的头发。

  从那时起,她家的前门就一直关着,除了她四十多岁时的一段时间,有六七年,那时她教女孩子们在瓷器上作画。她把楼下的一间屋子里布置成了工作室,沙多立斯上校的女儿和孙女们每隔几天就会被送到那里学习,就像每周六去教堂,然后在捐献盘里放上两毛五分钱那样。这时,她还是不用缴税的。

  后来,新一代人开始管理这座城市,学画画的孩子长大了,不用再学了,而且等她们有了孩子后,也不再把孩子送到她这里来了,那些颜料箱、笨重的刷子和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画永远地被封存起来了。后来,艾米莉家的前门就关上了,永远地关上了。当邮政业务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她拒绝在她家门上装门牌号,也不许在她家门前放邮箱。她就是不想听任何人的话。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她的黑人男仆渐渐变成须发花白的驼背老人,却照旧提着菜篮子进进出出。每年12月,她都会收到一张交税通知单,一个礼拜之后,这张单子一定会被邮局退回来,因为她家没有门牌。有时,我们能从她家窗子里看见她坐在楼下的某间房子里——显然她关闭了顶层的所有房间——她像壁龛里的塑像,有时看看我们,有时不看,看与不看,我们是不知道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就这样自顾自地活着——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后来她死了。她先是病倒在那所充满灰尘的阴暗房子里,只有一个步履蹒跚的黑人老仆照顾她。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病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早就不指望能从那个黑人老仆口中知道什么了。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

  她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一张带帘子的核桃木的床上。她灰色的头枕在一个枕头上,枕头由于常年见不到阳光,已经发黄发霉了。

  五

  黑人在前门接待了第一批到来的妇人,并且把她们迎了进去,然后他就不见了。她们低声地交谈,好奇的眼光快速在房间里游动。

  不久,她的两个堂姐妹就来了。她们主持了第二天的葬礼,全城的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她的身上放着一大堆买来的花,她父亲的画像就摆在她棺材的正上方。女人们窃窃私语,谈论着这件事。一些很老的老人——有一些还穿着联邦军的制服——站在她家的走廊和草坪上,谈论着她,仿佛他们跟她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在一起跳过舞,他们中的一些人好像还向她求过婚,时序的错置使那一系列事件显得匪夷所思。但是对他们来说,过去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清晰可辨,中间那几十年的时间仿佛没存在过一样。

  人们已经知道楼上有一间屋子,40年来从没打开过,现在一定得打开了。人们等到艾米莉小姐体面地下葬了,才把它打开。

  砸门的动作使屋里尘土飞扬。屋里弥漫着死亡的味道,但是屋子却布置得像一个新房:玫瑰红的床沿挂布,鲜艳早已褪去,玫瑰红的台灯,铺着漂亮桌布的桌子,整齐排列的水晶器皿,褪色的银质男式马桶,上面刻着的字母早已模糊不清。在它们中间放着一个衣领和一条领带,仿佛是刚刚脱下来的,人们把它们拿开的时候,满桌的灰尘上就留下了一个新月形的缺口。椅子上摆着一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上放着一双鞋和一双袜子。

  那个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盯着他那灿烂但是没有生气的笑容,很显然,他躺倒之前是拥抱的姿势,但是过于长久的睡眠背叛了他,消弭了所有关于爱情的欢乐和痛苦。睡衣里面的躯体早已腐烂,他能做的,就是永远地躺在这张床上。

  然后我们注意到另一个枕头有枕过的痕迹。有人在那个枕头上见到什么。我们都凑过去看,看不见的灰尘和刺鼻的气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原来那是一根铁灰色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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