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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儿彼尔           ★★★ 【字体:  
【墨香溢苑】 幸运儿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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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彭托皮丹

  亨瑞克·彭托皮丹(1857~1943),丹麦作家。他生于日德兰半岛的一个牧师家庭,自青年时代起便接受新思想,主张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并成为宗教家庭的反对派。高中毕业后,他违背父亲意愿独自来到哥本哈根,就读于一所理工学院,立志做一名工程师。后由于哥本哈根艺术环境与政治形势的影响,他改变初衷,转而从事文学事业。彭托皮丹的文学成就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去翳》,长篇小说《乐土》三部曲,《幸运儿彼尔》《守夜》《死者的王国》和《人的乐园》等。彭托皮丹重视研究社会问题,他的作品大多以农村为背景,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真实生动地展现丹麦的生活图画,以及丹麦人民的情感世界。作品风格清新活泼,具有一种独特的感人力量。“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1917年,他和另一位丹麦作家耶勒鲁普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幸运儿彼尔》是彭托皮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它创作于1898年至1904年,带有自传性质。该书描写了一个纯真的年轻人追求进步、锐意改革社会却屡遭挫折,终老田园的一生。小说浸透着对基督教社会黑暗面的批判精神,鲜明地呈现了评论者所称赞的“一股来自日德兰的清新之风把哥本哈根文坛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的特性。同时小说也是一幅时代的画卷,是丹麦由农业向工业化转变时期社会风情民俗的生动写照。

  在日德兰半岛东部树木茂盛的海湾口,在郁郁苍苍的山谷中间,有一座小城。战前,这里住着一个牧师,名叫约翰·锡杰尼乌斯,他是个笃信上帝的严肃的人。为了养活一大群孩子,他已被生活弄得精疲力竭了。他总是站着接待来访的人,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他的妻子和他是天生的一对,他们共同生活,心心相印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她也笃信宗教,但个性并不开朗,情绪容易波动。在这个家庭里,他有一大群孩子需要抚养,整整11个漂亮的孩子,他们虽然有些贫血,但总体上还算健康。他希望他们快快地成长起来。也就是这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们起先是在学校,随后是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成了锡杰尼乌斯牧师引以为傲的资本。

  当然,在这些孩子里有一个孩子使双亲担忧和操心,那就是这个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彼得小小年纪就开始公然反对家规和家风了。街上的小孩子们畏惧他的一双拳头,这使他成了尽干坏事的小强盗头目。在彼得正处于幻想的年纪时,他的想象力就开始漫无止境。不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里的教师,都开始注意到这个孩子阴沉孤僻的性格。他的狂妄和不合群,都让锡杰尼乌斯感到担心。

  在彼得刚过16岁生日的时候,他迎来了人生解放的时刻。父亲总算同意他到首都去上学,到综合技术学院去接受教育。也就是从到了那里开始,他签名不再用彼得·安德烈阿斯,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写个彼尔,因为他无法找到一个比这更加体面的姓名。

  一天傍晚,彼尔和一个朋友来到哥本哈根名士派艺术家和文学家代表们喜欢聚集的瑞士咖啡店。彼尔睁大眼睛注视着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姑娘。“这是红发姑娘莉兹别特,”他的朋友解释道,“她为维涅拉和苏桑娜当模特儿。”从遇到莉兹别特的这天起,彼尔经常光临这家咖啡店,他被这个姑娘的容貌迷住了。他们没有经过多次交谈,就坠入了最温柔的情网。

  随着年龄的增长,彼尔开始衷心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豪。他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天庭开阔,有一头乌黑的鬈发,连在一起的眉毛底下闪烁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鼓起的嘴唇上刚长出胡子。他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店名叫“科捷尔”,他在那儿花去的金钱和时间超过了他的精力和财力。那里是持对立情绪的“独立”贵族集团的避难所。这个圈子由年轻的艺术工作者组成,当然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年轻了。这些人中有一个叫伊凡·萨洛蒙的年轻犹太人,他对彼尔特别感兴趣。他是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个子虽然矮小,但行动非常敏捷。萨洛蒙赞叹彼尔在莉兹别特那儿迅速取得的成功,微笑着称彼尔为“真正的阿拉丁”,也就是幸运儿的意思。上帝的手指在他的前额上写上恺撒的话:“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彼尔十分欣赏这句评语。

  彼尔一直希望能做点什么,他经过长时间思索,提出了一个开发运河和调节海湾水平面的方案。这天,他把草图与计算结果夹在腋下,到桑德鲁普教授的家里去征求意见。教授很快发现了他在计算水流流速中的错误,尽管如此,他仍然表扬了彼尔有志于这项工作的精神和他所做出的极大努力。不过他也劝告彼尔不要耽于没有结果的空想,应把精力投入指定要考试的各门学科的切实、有计划的学习中去。

  每天傍晚,如果碰到好天气,彼尔就会在学习工作之余,偷闲在篱笆的长凳上坐很长时间。一天晚上,彼尔蓦然发现有个美丽动人的姑娘站在邻家“大厅”敞开着的窗口前。彼尔打听到,这个年轻的姑娘是亚科博伊斯先生的侄女,不久前刚刚来到哥本哈根,她是来学缝纫的。彼尔彬彬有礼地向她问好,并做了自我介绍。奇怪的是,彼尔的纠缠竟然一点儿也没有使她反感。这个有点儿瘦削的姑娘名叫法兰齐斯卡,她中等个子,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法兰齐斯卡和彼尔一接触就过分随便地对待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暗暗担心彼尔会把她看作乡下的傻丫头,所以总要过分地表现自己。有一天,彼尔得出了结论,认为在此之前他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所以会对法兰齐斯卡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但当亚科博伊斯来找彼尔,劈面就问彼尔是否打算娶他的侄女为妻时,彼尔又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了,他唯恐从此抛弃所有值得自豪的,却又难以实现的理想,而为生活所累。亚科博伊斯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沉重地迈了两步,走到彼尔面前,大骂彼尔是个无赖,是强盗,是流氓,然后扬言,如果彼尔胆敢再找他的侄女,他就要揍彼尔,并且把彼尔像癞皮狗一样赶出哥本哈根。

  彼尔被无情地赶出爱情天堂不久,他的设计方案就达到了可以交给某权威人士评定的阶段。这次他去找工程师协会主席、退休的上校工程师。两个星期后,上校来信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研究了方案,要彼尔带着更详细的设计方案约个时间再讨论一下。第二天,彼尔就带着设计图纸去敲上校的门。这个像患过中风病似的矮个老人见面就说:“我的天!你实在太年轻了。你怎么会产生要搞这样一个倒霉的设计方案的狂妄想法?要知道这个方案对你来说没有多少实在价值。从你的外表看,美丽的姑娘一定远比这些曲线计算更能引起你的兴趣!”彼尔听后,只好以微笑作答。可他还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上校,多少年来,可以说是从孩提时起,他就醉心于解决这一课题了。他援引其他国家的例子,表达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他认为丹麦当局过分醉心于铁路建设,而忽视了天然交通,也就是水路交通的发展,丹麦当局在这方面是有罪的。上校含笑地听他发表了大段激烈的意见之后,要他过一个星期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对此,彼尔只能耐心地等待,上校需要八天时间思索的习惯,这艰难的八天时间让他备受煎熬,简直再多一分钟就受不住了。第九天早上,他来到熟悉的书房里。这次,上校没有跟他握手,他把所有图纸都退还给彼尔,同时说,在最近的一次审查中,他发觉设计方案不适宜发表。

  虽然自己的设计屡受挫折,但彼尔此后还是遇到了一个贵人,那就是称他为幸运儿的萨洛蒙先生。萨洛蒙的家就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勃列德加德街上一幢独立的房子里。彼尔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萨洛蒙夫人的哥哥杰利弗先生对彼尔说:“工程师先生,如果您能常来玩,您可能会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还来不及交谈几句客套话,冬季花园的门就打开了,从里面传来以响亮的颤音结尾的热情歌曲,在门槛上出现了萨洛蒙小姐娜尼。她年轻、娇艳、迷人,像是东方的舞蹈女郎。她跳着走出房间去上音乐课了,彼尔感到若有所失。但这时,他突然又看到一个女人,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这是我的女儿雅柯芭。”萨洛蒙太太介绍说。雅柯芭看上去比她妹妹大几岁,身材也高一些,苗条一些,有一张表情明朗的犹太人的脸。她除了外貌不讨彼尔喜欢之外,性格还十分傲慢。

  这年春天,彼尔经常去萨洛蒙家,他主要是为娜尼才去的。一天傍晚,娜尼去赴宴了,要在一小时以后才回来。彼尔想等娜尼,雅柯芭就同彼尔面对面地坐在有金属饰件的珠母台面的八角形台子边。雅柯芭忽然问,出身于宗教家庭的彼尔怎么忽然想到从事如此具有实用意义的职业,成为一名工程师。“您不喜欢这样吗?”彼尔不正面回答,却向对方提出了问题。“干吗要不喜欢?”接着,雅柯芭兴致勃勃地谈到了科技工作在解放人类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为借助蒸汽机、电报和轮船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科技工作可以促进矛盾的消除。这是为实现把世界上各族人民兄弟般团结起来这一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迈出的第一步。彼尔偷偷看了雅柯芭一眼,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她的话好像闪电,照亮了思想上遥远、陌生的领域,像诱人的新发现那样呈现在他面前。“真是个聪明的姑娘,聪明的姑娘!”望着她那清秀的、神秘莫测的面容,彼尔不止一次这样想。一种想向她倾诉衷肠的强烈愿望控制了他,使他无力抗拒。于是,他谈到了他的童年,谈到了他和亲人们之间永远无法改善的关系,虽然是用滑稽可笑的语调说的,但却如此真实。然后他怀着一种无法理解的感情告辞了,一路上惊恐地问自己:“我的天哪!看来我爱上雅柯芭了!”

  8月,彼尔的书写完了,他念给伊凡听。伊凡对所写的内容懂得不多,但高兴得脸色都变了,他请求彼尔答应由他自费出版这本书。彼尔现在准备出国,他按“普及方法”学了几个月德语,根据预定计划,出国前向雅柯芭求婚。但他一开始就不走运,因为他选择的是最不利的日子。下午2点不到他抵达斯科夫巴肯别墅时,已经是宾客盈门,大家都来祝贺萨洛蒙先生的三女儿罗扎莉雅15岁的生日。除了许多女亲戚和罗扎莉雅那一大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女友之外,来祝贺生日的还有萨洛蒙家的朋友,其中就有细高身材的文学副博士巴林格,他也是文学寄生虫。雅柯芭一直没有露面,她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要等到所有客人都走了,她才下楼来。她看到彼尔穿着英国式的新西装,不禁哆嗦了一下。彼尔吻起她的手来,她吓得两腿发软,甚至连抽出手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这情景,他立刻靠到她的身边,把她搂入自己怀中。

  不久,彼尔就和雅柯芭订婚了。虽然萨洛蒙家里决定将订婚的事保守秘密,但是没多久,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彼尔在启程前往德国前写信给雅柯芭,说:“有个人有点儿开玩笑地管我叫‘幸运儿彼尔’。我自己也从未觉得自己是命运的弃儿,虽然我碰到困难的时刻也常常抱怨命运之神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可现在胜利的桂冠已戴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了你和你的爱。”

  雅柯芭为了让彼尔感到意外的喜悦,乘火车来到德雷扎克镇,突然出现在彼尔的面前。彼尔惊讶得发呆,他犹豫不决地拥抱了她。几天过去了,雅柯芭和彼尔沿着陡峭的山坡,顺着蜿蜒伸展的羊肠小道登山。雅柯芭常常停下脚步来,向彼尔转过身去,拥抱他,亲吻他。他们都在春天的阳光中晒黑了。对彼尔来说,这些日子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第二次受洗。生命突然充实饱满了,美丽动人地展现在他的面前。

  一个清晨,那些曾经参加过一次会议的金融家又原班人马聚集在最高法院的律师贝纳德家中,讨论在日德兰半岛两岸开辟自由港的可能性。等到大家在已经放着图纸、地图、预算计划等东西的桌子周围坐定以后,贝纳德宣布会议开始。他通知大家说,十分遗憾的是萨洛蒙先生没有能消除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彼尔·锡杰尼乌斯先生之间的矛盾,因此暂时无法指望得到上校的合作。鉴于此,与会各位对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以期使筹建中的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达成最后的协议。会议总算进展顺利,第二天早上,大部分哥本哈根的报纸都对这个活动寄予厚望,他们用“宏伟的全民性创举”做标题刊登文章,赞扬彼尔的设计方案。

  5月上旬的时候,萨洛蒙一家已搬到斯科夫巴肯的郊外别墅去住了。不久以后,在斯科夫巴肯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祝贺娜尼和杜林的婚礼。雅柯芭知道,双亲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宣布她和彼尔订婚的喜讯。母亲尤其坚决主张这样做,她甚至坦白地说,他们也可考虑结婚。雅柯芭为此把彼尔带到花园里,想和他谈谈这件事。

  彼尔似乎可以实现他那伟大的改革计划了。在贝纳德那雅致的、按巴黎的样式布置的办公室里,除了银行家盖洛夫和主人本人外,大家都已聚集在那里了。到会的人以交易所经纪人所特有的冷峻、傲慢的态度迎接彼尔,这使彼尔在一刹那失去了信心,他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接待。他最担心的是他们想依靠他的设计来发财,因而全都死乞白赖地向他献殷勤来讨好他。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只勉勉强强地回答他的点头致意。事情说来很简单。这些先生极其怀疑他们这样做是否明智:答应以自己的名义去支持这一还不能让人放心的冒险事业。彼尔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在桌子上猛地捶了一拳,脸色煞白地站了起来,说:“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先生,是你们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们。”

  不久以后,彼尔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这让他伤心万分。他不得不离开雅柯芭,把装着母亲遗体的棺材送到凯尔斯霍尔姆。在那里,彼尔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不仅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至今仍在凯尔斯霍尔姆做客的她的姐姐男爵夫人对他十分殷勤,而且主人本人也是如此。彼尔在皇室总狩猎官的房间里见到了牧师勃洛姆贝格,他的整个外貌显露出一位主教过分自信的优越感。彼尔端详牧师的女儿英格尔,她十八九岁,除了淡色的头发以外,跟父亲没有相似之处。她个子高,甚至稍显瘦长,但体态匀称。总的说来,彼尔觉得她长得妩媚动人。她的美貌使彼尔情不自禁地对这个自信的牧师有了好感。彼尔暗自想道:“像得出奇,勃洛姆贝格小姐的身材和姿态同法兰齐斯卡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她的脸形更清秀,身材更苗条,可以说是后者的修订版。”彼尔的眼前又出现了法兰齐斯卡迷人的形象和粉刷成鹅黄色的小屋,以及涂了焦油的篱笆后面的青翠苍绿的小花园。如果细细一想,他是多么爱法兰齐斯卡啊!当时拒绝她那像春天一样清新美好的爱情,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呢。

  在凯尔斯霍尔姆度过的一个星期中,彼尔没有收到过雅柯芭的任何信息。虽然彼尔天天都给她写信,详详细细地汇报自己的起居情况,但她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回信。这是有原因的。雅柯芭接到从凯尔斯霍尔姆寄来的第一封信以后,就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彼尔了。尽管彼尔有许多优点,但在她看来,彼尔是一个没有强烈感情,没有自卫本能的人。他固执、自私、任性,拒绝深沉和强烈的感情,拒绝占领整个身心的依恋之情,拒绝发自肺腑的热情,拒绝锻炼人和净化人的炽热的感情。既然他是这样的人,值得再为他而继续斗争下去吗?她决心和他分手。

  雅柯芭的沉默终于使彼尔不安起来。他懂得,雅柯芭有权利为他这样长久的不辞而别而生他的气,何况现在看来,离开得这样长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他向她解释说,迟迟不归的原因是至今没有把钱弄到手。每天早晨,他答应自己要去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或她的丈夫商量,但刚一谈到事情的实质,他就不知如何启齿了。雅柯芭已悄悄离开父母的老家。她的心思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海的儿子,成为渴望斗争的自由航海者。她逐渐懂得尘世智慧的最终出路,幸福只有依靠奋斗才能取得,也许是因为奋斗使人完完全全忘记别的一切。生活就像战斗:谁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谁就最少想到危险,最不怕流血。

  后来,彼尔离开了凯尔斯霍尔姆。一来到哥本哈根,彼尔就立刻着手安排住处和处理金钱上的事务,以便以后能安心地投入工作之中。他打算向最高法院律师哈萨拉盖尔商借一千五,这个数目至少可以应付一年。虽然他现在对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永无止境地追逐财富的行径深恶痛绝,他讨厌向这些人开口借钱,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他急于重新投入工作。他准备提出将一个在哥本哈根领到的风力发动机模型的专利特许证和另一个在国外领到的水力发动机模型的专利特许证作为担保,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彼尔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公园后面一条僻静的街上,向一个寡妇老太太租借了她的住宅中的一个房间。他重新坐到了寒碜的斗室里,重新为生活和未来的幸福而奋斗。他和哥本哈根富豪的女儿解除婚约的消息传到贝斯特鲁普,牧师太太打心底里惊慌起来。得知彼尔打算到凯尔斯霍尔姆来度圣诞节时,有一天晚上,已经上了床的她坦白地对丈夫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提出得想办法在这段时期把女儿英格尔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但牧师对这些意见甚至连听也不愿听。让女儿嫁给一个有这种历史的人,这样的前景当然并不能让他动心。但是按照他的说法,代替上帝去执行天意是有罪过的。圣诞节的前一天,彼尔来到了凯尔斯霍尔姆。英格尔这时怕单独和彼尔在一起,对她本人来说,对这个“她是不是爱彼尔”的该死问题,她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确切地说,由于没有经验,她简直弄不清楚她对彼尔的感情是否能称为爱情。彼尔见到她时不敢提出要吻吻她。不过英格尔的矜持一点儿也没有使彼尔生气,正是这种带有自尊心的羞怯一开始就吸引了他,因此他发誓要有耐心,不能有任何一点儿损伤她的尊严的举动。在牧师的书房里举行了家庭会议,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彼尔没有通过考试之前,把订婚的事暂时保密。牧师太太特别坚持这一点,彼尔毫无怨言地服从了。他们还要他在公开之期到来之前什么也别对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这个要求主要是英格尔坚持的。

  这一年春天,彼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幸运又一次开始与彼尔为伴了:服完第一期兵役以后,他抽到一个难得的好号码,使他不仅可以免服冬季的兵役,甚至今后可以无须服兵役了。9月底,彼尔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休息之后前往日德兰半岛,在那里隆重宣布了他的订婚喜讯。他们决定在下一年5月举行婚礼。

  结婚之后的彼尔越来越不喜欢岳父的性格了,特别是当他从侧面得知勃洛姆贝格曾经卑鄙地对待他的父亲。关于这件事,凯尔斯霍尔姆的总管早就闪烁其词地向他透露过。在听说这件事以后,这种不喜欢的程度就更加深了,原来勃洛姆贝格的父亲真的住在菲英岛上的某个地方,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儿子简直把老父永远关在自己的门外了。结婚并没有给彼尔带来充分的幸福,虽然不久英格尔就怀孕了,但一切如故。英格尔镇静而坚定地等待着分娩,当爸爸的喜悦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把彼尔牢牢地拴在尘世间了。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年,随即第二年,接着又是第三年。在乡村,时光过得特别漫不经心,不易觉察。在这里,时间过得飞快,但创造发明的事却毫无进展。彼尔对于严肃事业的兴趣越来越少,而随着兴趣的消逝,才华似乎也离开了他。过去那么健谈的彼尔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在这种激烈的、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中,他的抑郁症发作了。这种病症其实并不陌生,去世的皇室总狩猎官就是因为相似的病情而被夺走生命的。英格尔决定,一有机会就把这情况告诉医生。这几年他也发胖了,加上乱蓬蓬的、浓密的络腮胡子,使他显得更加苍老。他婚后一直在乡村定居,六年来只到哥本哈根去过一次。他最希望见见雅柯芭,却又害怕会碰到她。他知道她在哥本哈根为穷人的孩子们创办了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学校。一天,在浏览报纸时,他无意中看到,在日德兰半岛最西部的一个区里,有人招聘一个道路检查员。这则广告一直盘踞在他的脑中,并不是这工作本身吸引着他,根本不是,更不用说那微薄的薪资了,而是因为这个边远地区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

  彼尔最终当上了道路检查员,直到终老。沿着从奥德苏通往提斯特德的大道,在那有着许多阴暗沼泽的伊德比尤镇,怒吼的暴风一年四季都在那里盘旋,即使是在夏天,羊群有时也会因为吃不到饲料而死亡。

  很多年后的一天,从镇子上一条街道的最后一所房子里抬出一具棺材,里面装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尸体。死者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多年,这些年一直激起周围的居民对他的好奇心。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他从来不谈自己过去的事。他没有家眷,孤独地和一个年老的女管家、一匹老马、十来只母鸡住在这一所大房子里。他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有很多书。他履行道路检查员的职责,这里的道路从来没有像他任职时保养得那么出色过。死者的两个哥哥,部长别尔哈尔德·锡杰尼乌斯和大司祭托玛斯·锡杰尼乌斯都来参加他的葬礼。使两个哥哥非常惊讶,同时又十分伤心的是死者遗嘱上写着,他把全部钱财遗赠给“雅柯芭·萨洛蒙所创办的那间设在哥本哈根的,不受教会管辖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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